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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厚访谈录(下)“刘子厚请客,你得耐心等!”
发布日期:2025-03-05 23:10    点击次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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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武汉东湖宾馆前排右起栗在山、文敏生、刘子厚,左一刘东

关于创建以四望山为中心的信南抗日根据地,刘子厚作了如下的回忆,他说:

当上了国民党信阳县政府的“马科长”

一九三八年秋,我仍是豫南特委的统战部长(当时王盛荣是特委书记),因为省委和特委的机关都在竹沟,所以有些工作就是省委直接安排的。信阳沦陷前夕,形势紧张,省委第二次派我去柳林。到柳林后,听了战教团有关同志的汇报,同他们商量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范文澜先生当时在鸡公山上住着,战教团的同志请他下山到了新店。我在新店与他商量,请他回战教团,或者去竹沟。范先生同意我的意见,然后他上山准备了一下,就回到柳林,又从柳林到了竹沟(后来从竹沟去了延安)。

我两次到柳林,既了解了战教团的情况,布置了战教团的工作,又直接观察了信南的地形。信南,东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我回到竹沟后,向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作了汇报,当时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在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省委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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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

我与陈少敏同志很早就熟悉。几年前,少敏同志与我一起在冀南打过游击,她那时是女扮男,跟着游击队活动过十来天。当时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她是女同志,大家不叫她大姐,而叫她“大哥”。少敏同志在冀南工作的时间不长,有几个月时间。

我向她汇报了柳林的情况,提出信南形好,又有基础,沦陷后可以打游击,她同意了我的意见。10月,信阳沦陷,少敏同志确定叫我和省委秘书长危拱之、王海山一起带一支部队南下,名曰一个连,实际上只有三十多条枪和一批干部。出发前,已了解到国民党信阳县长李徳纯的县政府已经撤到北王岗。北王岗在尖山附近,距竹沟比较近。在信阳沦陷前,危拱之就带着开封孩子剧团在信阳活动,做李德纯的统战工作。文敏生同志也做过李徳纯的统战工作,我们与李已经有了一定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们决定先去北王岗与李德纯谈合作抗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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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拱之(1929年摄于莫斯科)

我们从竹沟南下,驻在北王岗西边的一个村庄。我找李德纯谈判,由于原有一定的基础,谈判就比较容易。我第一天和他谈形势,谈团结抗战。第二天,又去和李谈。这次谈的比较投机,他说考虑好了,决心团结抗战,和我们一起干。并请我在他那里吃了晚饭,又继续谈具体问题。他说“我的常备队有四个连,先编给你们三个连”(他的常备队每连有八十多人枪)。接着,他摊开地图说:“咱们第一步先到黄龙寺,我从信阳出来到过黄龙寺,那里地形好,可以打游击。第二步就上四望山,要把四望山作为咱们的立足点,它是信阳、应山、随县的交界地,我们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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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四望山

李徳纯谈的意见很好,我表示赞同。四望山这个立脚点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李德纯提出来的,这是他的一个贡献。我们从竹沟出发,只有一个去信南的笼统概念,没有具体的地点,李徳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商量了部队的番号,为了便于这支抗日武装的发展,暂时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这支部队的名称暂定为信阳挺进支队,由李德纯兼司令,王海山任副司令(后来七七工作团的朱大鹏来了,由朱当副司令),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党内由我负责,李县长也看得出,所以他要我当他的县政府第一科科长。本来县政府没有“第一科”,因为我们要到南边去,李县长为了让我代表县政府、县长行使职权,特设了第一科。我也接受了第一科科长的职务,大家都叫我“马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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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李德纯

出发前,召开了整编会议,宣布了领导人的姓名。在北王岗驻了两天,改编了尖山区委领导的地方武装(有数十人)。然后,出发到了黄龙寺。并派人到四望山、婆婆察一带开展工作,把干部撒开,搞了一段群众工作。

在黄龙寺过了一段忍饥挨饿的日子

初冬,泌阳的孙石带了一个大队(实际是一个连,一百人左右,七、八十条枪)来到黄龙寺。他带的这支地方武装成份好,都是他家的佃户和附近的贫苦农民。由于另一支地主武装欺负他,我们做了他的工作,他就把队伍拉到竹沟,省委让他率部到黄龙寺与我们汇合。孙石的表现一直很好,这支部队也很好。这支部队编为信阳挺进支队的一个大队,孙石任大队长。

继孙石之后,张裕生带了一个大队(有一百多人),任子衡带了几十个人也来到黄龙寺。这样,部队人数増多了,又整编成两个大队。

我们出发时,没有带多少钱,信阳县政府也没有给多少钱(县政府在北王岗,没有随我们南下)。到了冬天,没有棉衣和棉被,在当地只能到粮,筹不来款,一天三分钱的菜金,家里(这是刘子厚对驻在竹沟的省委机关的亲切称呼)也一直送不来钱。下小雪时,我们仍穿着夹衣,十分艰苦。我想起了在冀南打游击时,冬天也没有被子盖,那时就往身上压谷草,一捆一捆地压,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所以,我就让同志们盖稻草,稻草总比谷草暖和一点,我们当时住在黄龙寺的破庙里。尽管生活很艰苦,也没有一个战士开小差,意志都很强。我给战士们讲抗战道理,说困难是暂时的,家里会给我们送来棉衣、棉被的。大家情绪很好。过了阳历年,竹沟给我们送来了棉衣。

在黄龙寺过了阳历年,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四望山。这时,朱大鹏带着七工作团的一部分,有一百多人枪,从桐柏山来到四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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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信阳李应权带一支部队,有一百人左右,几十条枪,也来到了四望山。我们就把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排。三个大队长分别是李应权、孙石和一位老红军(开始任子衡也当过一段大队长)。支队司令仍由李德纯兼任,朱大鹏、王海山任副司令,冯仁恩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我实际上起着政委的作用。当时,我们还在四望山帮助黄绍九就地搞了一支武装,开始是不脱产的自卫队,不久,编成我们的一个中队。

为李先念的队伍输送一批干部战士

一九三九年初,信阳挺进支队已是一支拥有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了。

我们到四望山不久,豫南省委军事部长李先念同志奉命从竹沟率部南下到了四望山。

先念同志还在四望山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先念同志一起到大洪山做李范一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陶铸、杨学诚取得联系。在李范一先生那里住了一晚上,先念同志与陶铸同志取得了联系,但没有见到杨学诚。然后,先念同志就回到四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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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我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去襄樊做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在前往的路上度过了春节,这一天是雨雪交加,我和警卫员开玩笑说,这个年过得真痛快。我是以新四军中校的公开身份去襄樊的。所以,到樊襄后,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翰同志与我见了面,我向他了解了情况后,就前往李宗仁的司令部。到了司令部里,李宗仁不接见,派了一个参议与我接治,参议的态度很好,请我吃了饭,讲了李不见我的原因(因为刘贯一已经来过,没有谈成,所以这次李不出面)。参议至少是个同情分子对我们比较友好。谈判不成,我就回四望山,向先念同志汇报了情况。

先念同志在四望山过了春节,准备继续南下。他从竹沟来时,带了一百多人,八、九十枝枪。从四望山出发时,又从信阳挺进支队带走了两、三个连,我和王海山把先念同志送到信罗边。在信南当谷山,先念同志又带走了蔡韬庵、蔡玉昆的部队(有一百多人)。蔡玉昆随先念同志南下,蔡韬庵的部队随先念同志走后,我们就把他接到信应工作先当信阳县长,后当了一段专员,五师突围时他在宣化店当了一段县长,这个同志表现直很好。

一九三九年春,崔仁甫在信南拉起一支队伍,实际是纠集了部分散兵游勇,自称一个支队,在四望山南部的一个什么山冲里活动。他找县政府,要接受李徳纯的领导。当时我回到北王岗找李徳纯商量,决定把我们的部队编为第一支队,把崔仁甫的几百人编为第二支队。在南王岗还有余镜清的地主武装,他控制了三、四个联保队,有二、三百人。后来,我们就把他的部队编为第三支队。当时,是从建立统战武装的角度考虑而改编的,是为了便于开展信南的工作。此外,冯家庄也有一支地主武装。我们派人与他联系。由于这支地主武装比较反动,没联系上。

回竹沟向刘少奇汇报

一九三九年春,刘少奇同志第一次到竹沟,叫我去汇报工作。和少奇同志谈了两天零三个晚上,这件事印象比较深。

少奇同志不是听我汇报完,他再讲。而是让我谈一会儿,他讲一段,完全是用借题发挥的方法来教育我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这个办法很好。我也讲不成章,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统战エ作、群众作、军事工作、敌伪工作的情况。我讲一个问题,他就讲很长一段,通过这次谈话,对于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大体上都清楚了。

有天晚上演节目,突然一个同志在台子上宣布:“欢迎从前线回来的马致远同志讲话”。当时我毫无准备,处境很窘,少奇同志就鼓励我上去讲,他说在家里讲,不要怕。于是,我就上台讲了。主要是动员大家到四望山去,有意识地讲四望山好,讲敌后并不可怕,日本人也并不可怕。

我讲的不长,回到座位上仍与少奇同志坐在一起。他说:“你今天只讲了一面,讲了不可怕一面。如果有人到敌后遇到困难怎么办?讲的不全面,要把困难的一面多讲一点,使大家有思想准备,遇到困难也不怕了。”接着给我讲了唯物辩证法,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正规地听讲辩证法的道理,以前党的生活过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哪个同志给我讲一段辦证法。以前学习时看点书也是似懂非懂,经少奇同志一讲,知道了不少辩证法的道理。

出任信应地委书记

一九三九年春,陈少敏同志南下。带了一批干部和部队路过四望山,停了几天。少敏同志在四望山找了一些干部谈话,然后就继续南下,还留下一批干部在四望山工作,她带的部队不多,我们一直把她送到湖北赵家棚。

我们从竹沟出发时,人很少,没有成立党组织,省委确定党内由我负责,部队由王海山负责。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省委确定在四望山成立党的领导小组,危拱之任组长,我是副组长,成员有王海山。不久危拱之调回竹沟,朱大鹏去延安。六月,成立豫鄂边地委,这时信阳、应山已建立县委,信随、信罗也建立了工委。八月,豫南省委在竹沟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豫鄂边地委、竹沟地委、汝南地委、豫西南地委、舞阳地委的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有三、四十人。在这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出席七大的代表(后来因工作忙得很,先念同志没有让我去延安)。会上决定任质斌同志调到省委接替向明的工作,任省委副书记。

不久,豫鄂边地委改称信应地委,书记由我担任,文敏生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王光力,副部长姓宁,记不起名字了,民运部长王良,宣传部长忘了是谁,副部长是李游,专员是陈守一(兼应山县长),王良兼应山县委书记,鲁颜卿任信罗县委书记,郭纶任信随工委书记。1940年豫鄂挺进纵队打开小悟山,成立工委,区党委决定将工委划归信应地委领导,刘东任工委书记,孙石任县长。

李德纯跟着共产党从抗日走向革命

一九三九年初夏,国民党发现李徳纯靠向共产党,就用调虎离山计整李徳纯,调李到卢氏当县长。同时,国民党任命马显阳为信阳县长。李徳纯有警惕性,估计到国民党可能对他耍阴谋。于是,他没有去卢氏,而是带着县政府和两三个中队从北王岗来到四望山。在四望山我们和李德纯研究对付国民党的策略,认为不去卢氏为好,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

关于县政府的印章交不交给国民党,当时认为印章在我们手里马显阳办事就不顺当。反复考虑,拿不定主意,就请示省委。省委电示,把县印交给国民党,我们若不交他们还会刻一枚,我们留着它也不起什么作用。交出印章,可以缓和与马显阳的矛盾。省委并电示李德纯到竹沟。

李走之前,同县政府的人说,愿留在四望山的就留下,不愿留者去马显阳那里也可以,愿回家也行。李徳纯带来的武装都留下了,县政府中有少数人走了,多数还是留了下来。县政府的秘书陈守一留下了,陈以前就同情我们,在我们做李德纯的统战工作时,起了好作用。此后不久,陈守一在四望山入了党,后来当了我们豫鄂边抗日根据地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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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学家陈守一

我们遵照省委的指示,采取隐蔽的办法(因为从四望山去竹沟要经过北王岗马显阳的县政府),把李徳纯护送到竹沟。李德纯在竹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对李徳纯的统战工作是比较成功的,李德纯对于我们开展信南工作,是有贡献的。如果他不与我们合作,开展工作困难就会大些,麻烦也会多些(李徳纯后来到了华中,当工业部长,在东北也是做工业工作,武汉解放后在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也是当工业部长,全国解放后在国务院工作。李德纯同志很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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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九三九年秋,范文澜先生来到了四望山。那时,国民党虽然开始制造磨擦,但四望山的局势还相对稳定一些。因此,我们就和范先生商量,备在四望山办抗大分校。决定以后,范先生回到竹沟,又从竹沟到镇平,范先生的家当时在镇平,省里的一些学校也在南阳、镇平一带。他在豫西南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来到四望山,当范先生回到四望山时,豫南形势已经紧张了。四望山也不稳定,抗大分校不能办了。于是,他就回到竹沟,在竹沟入党后,就到了延安,省委也写了我是范老的入党介绍人。当然,范文澜同志的入党,主要还是他本人积极努力的结果。

“刘子厚请客,你得耐心等!”

一九三九年十月,少奇同志第二次来到竹沟,因竹沟形势吃紧,他指示中原局以及大部分干部武装从竹沟撤退。决定朱理治同志南下鄂中。十月中旬,朱理治带着大批干部和一小批武装到了四望山。先念、少敏、程坦、体学等同志已先来到四望山迎接朱理治同志率干部和武装南下。并在四望山开了一次较大的会议,朱理治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这次会议重新确定了党的关系,成立了统一的豫鄂边区党委,当时中央确定郑位三任区党委书记,郑未到任,由陈少敏代理书记。这次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边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任司令,朱理治同志任政委,质斌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开了三天,把豫鄂边区的党和军队统一起来了。此后,信应地委就归豫鄂边区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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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期间,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整理录音时,我认为与抗日关系不大,就删去了。一天上午,刘子厚作为东道主,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对与会同志说警卫排在山里捉住了一头野猪,中午请大家会餐。可是到了会议结束时,与会同志去用餐,结果冷锅冷灶。大家带着疑问的目光看向了刘子厚。他也觉得奇怪,就问旁边的炊事员是怎么回事?

(我清楚记得,说到这里时,刘子厚哈哈大笑道:“他妈那个×!那头猪跑掉了!”这句话我印象特深,心想这么大的官,也会骂出和我们老百姓一样的词!)

炊事员说杀猪时,被它挣脱跑了,战士们现在正在围捕呢。正说着,战士们抬着野猪回来了。刘子厚一边要炊事班加快速度做饭,一边解嘲道:请各位在耐心等一会儿,晚饭是好饭,不是疙瘩就是蛋!

大家只好饥肠辘辘地又等了一两个小时才吃饭,不少开玩笑说:刘子厚请客,你可得耐心等啊!

信南根据地在抗日反顽烽火里巩固发展

四望山会议后,我们在信南不断地打了一些小仗,扩大了活动区。群众工作开展起来了,伪军工作也做得成功。凡勾结日伪与共产党为敌的人,我们就坚决搞掉他;如果给我们通风报信,两面应付的,我们就从宽处理;真心帮助我们,假应付敌人的,我们就当作自已人。因此,在信南尽管有敌人的许多据点,我们的干部也可以在鸡公新店、谭家河、柳林、东双河、信应公路上随便出入活动。我们在信南活动的地方是一个东边有铁路,西边有公路的三角地带。先念同志说刘子厚的根据地从西向东一枪就可以穿透。由于统战工作、敌伪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好,地方虽小,很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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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望山瞭望台

随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信南地方武装崔仁甫、余镜清对我们的态度更坏了。他们以前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好,我们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一直做他们的工作。后来,他们竟勾结敌人,赶走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杀害我们的干部。争取他们已不可能,这对我们在信南活动很不利。于是,先念同志下决心要消灭这两股土顽武装。先念同志率纵队主力部从西南主攻,我和王海山带领信南一个大团、两个小团也参加了战斗。这次战斗由先念同志统一指挥,信南部队由冯仁恩指挥。崔仁甫的部队只有二百余人,拂晓打响,不到中午就结束了战斗,全歼了这股土顽武装。

我们信南部队乘胜连续作战,接着就去打余镜清。余部驻在祖师垴,这是一个山寨,土顽既有准备,又居高临下。我们拂晓攻击,未克,就主动撤退了。在一个湾子外面,一位连指导员孔化被乱枪飞弹打中,牺牲了,真可惜!第一次强攻不成,我们就采取智袭的办法。由冯仁恩率领部队一下子闯到余镜清的司令部,实际上就是联保处,消灭了余镜清的部队,但余镜清本人逃掉了。紧接着我们又消灭了冯家庄的反共地主武装,打开了信南的局面,我们活动就方便了。竹沟事变后,我们由四望山向南撤退,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十ー月,发生“竹沟惨案”,因为我们作了准备,所以受的损失不大。惨案发生后,我们派冯仁恩带了三、四个连接应王国华等同志到四望山,又派人送他们到鄂中。这一段时间,竹沟不断有人来四望山,这条路都是我们的工作区,从尖山、桐柏,一直到信应都有我们的党组织。当时,竹沟和河南其他地方的干部都是经过四望山撤退到鄂中的。

竹沟事变后,国民党就开始向四望山进攻了,我们主动撤离了信随的干部和武装,并在四望山作撤退的准备。当时向我们进攻的是国民党豫南第四游击纵队司令鲍刚率领的土顽武装,该部战斗力不强,不敢贸然进犯,给了我们准备撤退的时间,我们得以从容撤退到南王岗以南。我和文敏生最后带领一排人撤走,没有损失一人一枪。同志们反映这次撤退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虽然撤离了四望山,但信南还是我们的根据地。鲍刚占了四望山后,也没敢再继续南进。

在这一时期,我们的部队经常到谭家河、柳林、信罗及铁路两边打击敌人。这时,我们的部队编成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豫南总队。张裕生是总队长,我是政委,王海山是副总队长,冯仁恩是参谋长。张裕生因病逝世,王海山又调到纵队,随即决定由黄林任总队长,由冯仁恩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带队打仗主要靠冯仁恩同志,他很会打仗。

一九四一年秋,先念同志调他率部去大悟山,在经过应山、广水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了,敌人押着三百多辆马车运物资,人不多,我们的部队在冯的指挥下,打了个胜仗,消灭了敌人,缴获了大批物资。战斗结東后冯仁恩同志到了小悟山,先念同志见了他就说:“你们在路上打了个漂亮仗?”仁恩同志惊奇地:“你怎么知道?”先念同志说:“你们打的是日军第三师团的运输队,消息传得很快,国民党的电台已经广播了,延安已发来电报询问这件事了。”说明这次战斗影响很大。

还有一次战斗。我们从小悟山回来,在东双河车站和谭家河车站之间过了铁路,从东边过来后上了西边的山坡。那是个晚上,时间还早,我们决定埋伏在那里等一会,碰上敌人就打,碰不上就回去。结果碰上了,一列满载日军的敞篷车从南向北开过来。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人开了火,手榴弹在车厢里开了花,敌人被我们打死打伤了很多,老远还听到鬼哭狼嚎。这一仗打得真痛快,鬼子的车不敢停,仓皇逃去。当我们集合队伍准备撤走时,东双河的敌人炮楼,才向我们开枪,象欢送我们胜利归去一样。

有时,敌人也袭击我们。一天,我们在南王岗东边一个村子里,敌人从东边突然过来,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就马上集合部队撤离。部队出发后,大队长李应权因故在村子里还未出来,我又派人叫他赶快走,他出来后,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突然,他被敌人的流弹打中,当即牺牲,我们把他的遗体抬到南王岗开了追悼会,这个同志的牺性,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在信南,打击了日寇,消灭了土顽,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没有国民党的政权,这里的保、甲长乃至区、县长都是我们委派的。名义上有敌伪政权,实际上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政权,通过区、乡长给我们筹粮、筹款、送情报。这里的两面政权搞得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中原突围。这就是信南党和武装发展得快,培养出来的干部多的原因之一。

一九四一年,群众生活困难,根据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在信南开展了减租息运动。大地主当然不赞成减租减息。在信南抵触最大的是聂绍五。聂是信南有名的大地主、大商人。我们以前一直做他的统战工作,表现还不错,没有倒向敌人,还住在信南。可是他反对减租减息,这样,我就亲自找他谈了两次话,最后他勉强同意,表示愿意减租减息。做好了聂绍五的工作,全区的租息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帮助群众解决了困难,安定了民心,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一九四二年秋,我离开信南,到鄂中参加豫鄂边区人代会。在这次会议上许子威当选为行署主席,我和杨经曲当选为副主席。在此之前,文敏生已离开信南参加军政代表会,以后就没有回信应了。在军政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办事处(即行署的前身),由许子威当主任,文生当副主任。成立行署时,文敏生已经到鄂中地委当书记了。我离开信应后,由王光力接任地委书记,专员陈守一也调到鄂中了,由蔡庵接任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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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望山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应给予适当的评价。这块根据地对河南、湖北的抗日斗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先念、少敏、理治等同志南下鄂中经过这个点,河南大批干部撤退到五师经过这里。没有四望山根据地,这么多同志去五师是很困难的。这块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垮下来,这里的群众得到了保护,局势比较稳定,敌人轻易不敢出来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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